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两手托生死，为生命摆渡
来源：中国新闻网清明时节，从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朱金磊和同事一起，带着鲜花，与器官捐献者亲属一同前往陵园。一年时间过去，器官捐献者纪念墙上又多了不少名字，“你们没有被遗忘，谢谢你们献上的最美生命礼物。”轻轻擦拭墙体，朱金磊如是说。今年38岁的朱金磊，2013年从部队转业后来到郑州市红十字会工作，2015年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8年来已参与协调两百余例器官捐献，近700人因此获得重生。2010年，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随之产生。2015年，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成为中国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越来越多像朱金磊一样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走上工作岗位，他们往往两手托生死，在逝者与生者之间搭起生命之桥，被称作“生命的摆渡人”。朱金磊说，这是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第一次去现场情感冲击很大根据相关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系统的志愿者。在具体的人体器官捐献过程中，需要一名来自医疗系统的协调员和一名来自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同时在场。朱金磊至今记得8年前第一次赶赴医院履行职责的场景。“那是2015年元旦后不久，我接到通知，去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协调见证一位年迈的母亲忍痛捐献儿子的器官。”他回忆，第一次去现场情感冲击很大，“一到现场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生离死别的场景，不自觉地情绪就变得压抑，发现语言苍白无力，不知道该对家属说些什么。”那一次，逝者捐献了肝脏、肾脏，而朱金磊内心的波澜也久久不能平息。他解释说，看到正值壮年的生命就这么逝去，亲属痛彻心扉，自己内心不难过是不可能的，“很多次都是在亲属的哭声中我的眼泪也在眼眶打转”，但是，在捐献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其本人或亲属作出捐献器官的无私选择，献出生命的礼物，让逝者的生命和梦想在接受者的身上延续，这份生命接力和爱心传递，是他以及众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坚持工作的根本动力。工作以来，朱金磊养成了晚上手机不关机的习惯，因为深夜和凌晨往往是器官捐献的时间，只要一接到通知，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ICU、太平间、殡仪馆、各地户籍室、村委会、陵园……朱金磊经常奔走于这些地方，核实逝者资料顺利完成捐献，并送逝者最后一程。“人体器官捐献是大爱之举，协调员的工作也要做得更有人情味，要与捐献者亲属共情，理解他们的悲伤和无助，帮他们解决困难。”朱金磊说，他有时也会惶恐，因为协调工作一定要依章依据细致入微，不能有半点差错，“不能愧对捐献者亲属的重托和移植受者的期望。”关心生者是对逝者的告慰朱金磊的手机里存有许多逝者家属的联系方式，时常问候、关心家属们的生活状况，是他在工作之余对自己的要求。一名叫悠悠(化名)的女孩就曾在朱金磊的资助下读完高中进入大学。2017年朱金磊在郑州市人民医院协调一例人体器官捐献，悠悠是逝者的女儿，刚上高一。“她一见到我就痛哭，说‘叔叔我没有家了，没人要我了’。”悠悠是单亲家庭，从小在农村与父亲、奶奶相依为命，家中还有一位聋哑的叔叔需要照顾，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小女孩很懂事，家人商量后决定捐献父亲的器官，她表示支持，说是希望能帮助其他在绝望中挣扎的家庭。”事情处理完后，朱金磊一直牵挂悠悠的学习和生活，“我和四个战友商量后，决定每人每月出100元资助她，希望她能顺利完成学业，通过上学改变命运。”高考填报志愿时，悠悠也听从朱金磊的建议选择了护理专业，并靠着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在陕西一家医院从事护士工作。作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朱金磊早已为自己登记了志愿捐献器官。他也看到这些年生前登记捐献器官的人数逐渐增多，也经常遇到亲属主动联系红十字会要求捐献器官，协调工作的时间也相应缩短。朱金磊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
(责编：赵竹青、陈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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